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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李贄——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· 6

黃仁宇2017年04月28日Ctrl+D 收藏本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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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陽明所使用的方法簡單明白,不像朱熹那樣的煩瑣累贅。但是在他的體系里,還存在一些關鍵的問題,例如良知的內涵是什么?良知與意念的關系,是從屬還是并行,是調和還是排斥?他應該直接的說良知是一種無法分析的靈感,有如人類為善的可能性屬于生命中的奧妙。但是王陽明不如此直截了當。他又含糊地說,良知無善無惡,意念則有善有惡。這些問題,為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斷然的解答:一個人企圖致良知,就應當擯絕意念。理由是,人的肉體和思想,都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之下,等于一種幻影,沒有絕對的真實性。所以,意念乃是枝節性的牽纏,良知則是永恒的、不借外力的存在。良知超越于各種性格,它的存在寓于無形,有如靈魂,既無年齡性別,也無籍貫個性,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。按照王畿的解釋,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,這在實際上已經越出了儒家倫理的范圍,而跨進了釋家神學的領域。李贄在北京擔任禮部司務的時候,經常閱讀王陽明和王畿的書,之后他又兩度拜訪王畿,面聆教益。他對王畿備加推崇,自稱無歲不讀王畿之書,亦無歲不談王畿之學,后來又主持翻刻了王畿的《文抄錄》,并且為之作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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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王畿的學說,一個人就理應集中他的意志,放棄或簡化物質生活,避免環境的干擾,以達到無善無惡的至高境界。然則一切的真實性既然只存在于心中,則所謂放棄、簡化與避免,也無須見諸行動,而只是存在于精神之中。一個人不存在惡念,他就不會見惡聞惡,更徹底地說,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惡。基于這種的立場和信念,李贄對耿定向的攻擊不屑一顧。耿定向說他狎妓,李贄就承認他確實在麻城“出入于花街柳市之間”。但是這種世俗所認為不對的行為在無善無惡的領域中,不足成為指責的根本。在李贄看來,他的行為不過是佛家的“游戲三昧”,道家的“和光同塵”。因之他以“無善無惡”作為標幟,硬是不肯認錯示弱,另一方面李贄則并不認為這種自由系每個人都能具有,而只是進入了無善無惡境界的優秀分子的特權。這種優越感,在他的著作中經常流露。

李贄又有他的另一面。當他說到“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”,他又站到了王艮這一邊。王艮是泰州學派的創始人,也是王陽明的信徒。很多歷史學家認為,王艮把王陽明的學說推廣而成為“群眾運動”,這可以算得是一種歷史的誤會。因為在明代社會里,并不存在以哲學領導群眾運動的可能;如果存在這種可能,與之相聯系的歷史因素勢必引起劇烈的變化,但事實上毫無這種跡象。然則王艮確實在比較廣泛的范圍里傳播了王學,他所說的“百姓日用即道”、“百姓日用條理處,即是圣人之條理處”,又正是王學的發揮。因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,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,行圣人之志。李贄雖然渴望自由,然而他不能超然物外,對這樣堂皇的旗號無動于衷。因此,以學術的流派而論,他始終被認為屬于泰州學派。

在第三位姓王的影響之下,李贄重視物質,也重視功利。他仍然不斷地提到“心”,但是這已經不是就地打滾、無美于中無丑于外的心,而是考慮到日常需要的心。因為自己有所需要,就推知別人也有同樣的需要,這就是孟子所謂“他人有心,予忖度之”。在這些場合中,他的思想已經脫離了形而上學的掛礙,而是以日用常識作為基礎。這種態度在他評論歷史時尤為明顯。

李贄的歷史觀大多符合于傳統的看法,比如他確認王莽為“篡弒盜賊”,指斥張角為“妖賊”。在他看來,歷史的治亂,既循環不斷,又與“文”“質”相關聯。一代人君如果專注于“文”而使之臻于極致,則已經開了禍亂之基;反之,息亂創業之君,則專注于“質”,只求使百姓免于饑寒而不去顧及是否粗糲。這種認為文化與生活水平和國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,是中國傳統歷史的產物,也是官僚政治的特點。李贄自然無法理解,用中央集權的方式,以為數眾多的官僚治理億萬農民,就要求整齊劃一、按部就班,不能鼓勵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發展新的技術或創造新的法則。在他所處的時代,文官集團業已喪失了發展技術的可能,也沒出對付新的歷史問題的能力。社會物質文明(即李贄所謂“文”)往前發展,而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機構不能隨之而改進,勢必發生動亂。受到時代的限制,李贄認為歷史循環之無法避免,乃是命運的安排,幾乎帶有神秘的力量,所以也不必再白費心力去尋找任何新的解決方案。這樣來看,李贄的唯心論并不徹底,因為他承認了客觀的真實性,治亂興亡并不決定于人的主觀,當然更不承認,所謂人心不在,治亂就不成其為治亂這樣的理論了。

君主一生事業的成敗既為歷史循環的后果,李贄對于歷代君主的評論,也只是著重在他們適應時代的識見和氣魄。對于“天下之重”的責任,李贄則認為應該由宰輔大臣來承擔。他所期望于大臣的,是他們的執政的功績而不是道德的言辭。一個奇才卓識的人,在為公眾的福利作出貢獻的過程中,決不能過于愛惜聲名,因而瞻前顧后,拘束了自己的行動。他可以忍辱負重,也可以不擇手段以取得事業上的成功。這種會小節而顧大局的做法被視為正當,其前提是以公眾的利益為歸依,而在倫理上的解釋則是公眾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,目的純正則不妨手段不純。李贄在這些方面的看法,和歐洲哲學家馬基雅弗利(Machiavelli)極其相似。

李贄重視歷史上對財政經濟問題有創造性的執政者。他推崇戰國的李悝、漢代的桑弘羊、唐代的楊炎,但是對宋代的王安石卻缺乏好感。這當然并非因為王安石在道德上遭到非議,而是因為他的才力不逮他的宏愿,“不知富強之術而必欲富強”。與上述的論點相聯系,李贄更為大膽的結論是一個貪官可以為害至小,一個清官卻可以危害至大。他尊重海瑞,但是也指出海瑞過于拘泥于傳統的道德,只是“萬年青草”,“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”。對于俞大猷和戚繼光,李贄極為傾倒,贊揚說:“此二老者,固嘉、隆間赫赫著聞,而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。”在同時代的人物中,他最崇拜張居正,稱之為“宰相之杰”,“膽如天大”。張居正死后遭到清算,李贄感到憤憤不平,寫信給周思敬責備他不能主持公道,仗義執言,但求保全聲名而有負于張居正對他的知遇。

李贄和耿定向的沖突,許多當代的哲學史家把原因歸之于他們經濟地位的不同。李贄屬于地主階級的下層,所以他對傳統有反抗的傾向;耿定向是大地主,所以偏于保守。

這種論點缺乏事實的根據。耿家在黃安確實是有聲望的家族,但是李贄的后半生,卻一直依附于這樣的家族而得以維持相當優裕的生活。他與耿定向決裂以后,隨即投奔麻城周家,依靠周思敬和周思久。這周家作為地主望族,較之耿家毫無遜色,何況兩家又是姻家世好。另外還有梅家,其社會地位也與耿、周二家相埒。當年麻城(黃安初屬麻城,1563年始分治)士人進學中舉,幾乎為這三家包辦。在麻城的時候,李贄還和梅國楨過從甚密,梅國楨后來為《焚書》寫作了序言。在晚年,李贄又和漕運總督劉東星有極深的交往。劉東星為沁水人,不僅自己身居高位,而且把女兒嫁給山西陽城的大族王家,成了戶部尚書王國光的煙親。在盛名之下,甚至連親藩沈王也對李贄感覺興趣,邀請他去作客。李贄托言嚴冬不便就道,辭謝未赴。他的最后一位居停為馬經綸。此人官居御史,家住通州,貲財富有。他特意為李贄修造了一所“假年別館”,并且撥出果園菜圃和另一塊土地,雇人耕種,以收入作為其客居的供應之資。在李贄的朋輩之中,惟有焦竑家道清貧,但卻無妨于這一家在上層社會中的地位。總之,李贄所交往的人都屬于社會的上層,而且是這個階層中的優秀分子。

 

共 2 條評論

  1. 匿名說道:

    將道德極端化形成形而上的東西,最后弄出的都是一批虛偽狡詐之徒!

  2. 匿名說道:

    国产三级在线一個于改造社會一無是處的好人、道德先生,比一個有用的壞人要可怕得多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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